23管理者非理性假设下的企业投资异化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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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Roll（1986）正式开创管理者过度自信条件下的企业投资研究以后，一直没有直接的实证研究对其进行验证，其原因可能是该理论在当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但难以找到合适的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变量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本书首先回顾相关研究中所提出的用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变量。在此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类研究中一般将管理者定义为CEO，但也有个别研究将其定义为CFO。
1.管理者过度自信变量的构建
（1）CEO持股状况。这类变量首先由Malmendier和Tate（2003，2005）提出，具体又分为三个变量：1）当CEO持有一份5年期的期权时，如果在这5年内至少有两次机会通过转让可以获得67%以上的收益，但CEO未转让，则认为他是过度自信的；2）如果CEO将期权持有至到期而不转让，则认为他是过度自信的；3）如果在样本期间内CEO所持有的本企业的股票数净增加，则也认为他是过度自信的。郝颖等（2005）也采用了上述三种变量中的第三种。
（2）相关的主流媒体对CEO的评价。这种方法可能是目前在西方的相关研究中应用最广的方法之一。该方法首先由Hayward和Hambrick（1997）提出，他们搜集了《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对样本公司的CEO的各种评价，然后将这些评价分为六类，依次是：完全正面的、主要是正面的但有一点负面的、中性的、主要是负面的但有一点正面的、完全负面的、没有评价。他们分别赋予上述六类评价3，2，1，-1，-2，0的分值，然后将每个CEO的所有分值相加得到最后的分值，并以此作为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分值越高说明越过度自信。
Malmendier和Tate（2003）对这一方法进行了修正，他们将主流媒体的评价分为a.自信；b.乐观；c.不自信；d.不乐观；e.可靠、稳健、务实等五类，然后以此为基础设置了一个哑变量，如果a+b〉c+d+e，则取值为1，说明管理者是过度自信的，否则为0。
Brown和Sarma（2006）则采取比例的形式来衡量。他们将主流媒体的评价分为a.自信；b.乐观；c.可靠、稳健、务实、不自信等三类，然后用（a+b）/c来衡量CEO的过度自信，比例越大，说明越自信。
Hribar和Yang（2006），Jin和Kothari（2005）等的研究中都采用了这种衡量方法。
（3）CEO所做的盈利预测偏差。该方法首先由Lin等人（2005）提出，他们认为，过度自信的CEO在做盈利预测时一般会有偏高的倾向，因此可以用盈利预测是否偏高来衡量过度自信。具体做法是：如果“预测值-实际值”大于0，则说明预测值偏高，反之则说明偏低，如果在样本期内偏高次数多于偏低的次数，则说明CEO是过度自信的。余明桂等（2006）借鉴了这一方法。
（4）CEO实施并购的频率。该方法由Doukas和Petmezas（2006）提出，他们认为，CEO越自信，他发起的并购次数就越多，有些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Malmendier and Tate，2003）。因此，他们将样本期内发起的并购次数多于5起的CEO确定为是过度自信的。
（5）CEO的相对报酬。该方法由Hayward和Hambrick（1997）提出，他们认为，CEO相对于公司内其他管理者的报酬越高，说明CEO的地位越重要，也越易过度自信。他们用CEO的现金报酬除以现金报酬居第二位的管理者的报酬来表示。
（6）企业的当前业绩。该方法也由Hayward和Hambrick（1997）提出，用“（并购前12个月内股票价格的增加值+股利）/期初股票价格”表示。这一方法源自一个研究结论：企业的历史业绩越好，管理者越容易过度自信（Cooper etal.，1988）。
（7）企业景气指数。该方法由余明桂等（2006）提出，他们以国家统计局定期公布的企业景气指数为基础，如果景气指数大于100，则说明企业家是过度自信的，如果景气指数小于100，则说明企业家是悲观的。他们以4个季度的行业景气指数的平均数作为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
从上述几种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方法可以看出，这些衡量方法的主观性较强，噪音较大，其可靠性和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在以我国证券市场为基础进行研究时，找到合适的替代变量难度更大。以第一种方法为例，国内的股票期权激励机制才刚刚起步，不具备研究所需要的条件，虽然其中第三个变量在国内勉强可以应用，但《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所持股票只能在离职或退休六个月后才能出售，这显然会影响该变量的有效性。相对而言，第三种方法可能比较可行，因为我国证券市场也有盈利预测制度，会存在相应的盈利误差。
